2025 年 7 月，山西大同的一场暴雨中，14 位中老年女性零工为了挣取一两百元的日结工资，冒雨前往田间摘辣椒，最终不幸遇难；一年前，河南平顶山叶县，8 名加班晚归的大龄女工因搭乘违规载人的冷藏货车，在途中遭遇意外丧生。两起相隔不远的悲剧，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超龄农民工群体，尤其是农村大龄女工 “退而不休” 的脆弱生存现状。
这些本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中老年人，为何要顶着风险奔波在零工一线？零工市场的非正规用工究竟给他们埋下了多少隐患？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欧 —— 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凭借十多年的实地调研，为我们揭开了这一群体困境背后的经济压力、制度缺失与社会隐痛。
一、“停不下来” 的真相：被现实推着走的超龄劳动者
在中西部农村，“60 后”“70 后” 大龄女工已成为本地零工市场的绝对主力。她们并非不愿停歇，而是家庭与生存的双重压力，让 “退休” 成为一种奢望。
1. 家庭经济：压在肩上的 “三座大山”
大龄女工的子女多处于 “教育 - 婚嫁 - 住房” 的高消费阶段，家庭开支如同一座座大山，压得她们喘不过气：
教育成本飙升：撤点并校后，农村孩子需到乡镇甚至县城上学，寄宿费、托管费成为固定支出；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少家庭被迫在县城买房 “陪读”；私立高中、民办本科的学费远超普通公立学校，而这些学校的生源中，农家子弟占比超过 60%。
婚嫁压力陡增：在中西部农村，男孩结婚往往需要几十万彩礼，还要承担部分甚至全部买房费用。一位山西大同的女工坦言：“儿子谈了对象，光是彩礼就要 28 万，不出来干活，这笔钱根本凑不齐。”
日常开支兜底：农村男性多外出到沿海地区打工，收入多用于 “存起来办大事”，而女性挣的日结工资则要支撑家庭日常开销 —— 柴米油盐、老人看病、孩子零花钱，“一个人挣钱，3-4 个人花”，她们的收入成了家庭运转的 “润滑剂”。
2. 农业收益微薄：种地养不活家
仅靠农业收入，根本无法覆盖家庭开支。王欧的调研显示，中西部农村种植双季水稻或小麦玉米，一亩地一年的净利润仅 1000 多元，一户家庭即便种 10 亩地，年收入也不过 1 万多元，连孩子的学费都难以承担。“种一年地，不如出去打三个月工”，成为不少农村家庭的共识。
3. 身份认同：从 “依附” 到 “独立” 的话语权
除了经济需求，工作还给大龄女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在传统农村社会，家庭话语权多掌握在挣钱的男性手中，女性往往处于 “依附” 地位。而如今，女工们通过打零工获得独立收入后，无需再征询丈夫意见便可和姐妹逛街、聚餐，甚至能自主决定家庭小额开支。一位河南叶县的女工说：“自己挣钱自己花，在村里说话都硬气了。” 这种从 “经济独立” 到 “人格独立” 的转变，让她们更愿意坚持工作。
二、非正规用工：没有保障的 “风险游戏”
大龄女工从事的零工，多集中在中西部新兴的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等领域。这些岗位看似 “灵活”，实则完全游离于制度监管之外，非正规用工给她们的生命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
1. 用工规范：远低于底线的 “灰色地带”
与沿海地区经过数十年工业化打磨的用工体系不同，中西部本地零工市场的规范程度极低：
无合同、无社保：90% 以上的零工岗位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保，没有法定节假日，工资日结或周结，一旦出现纠纷，工人维权无据可依；
工作环境恶劣：摘辣椒、摘棉花等农业零工需长时间露天作业，风吹日晒是常态；牛肉加工、服装分拣等工厂零工多在简陋厂房内进行，缺乏通风、防尘等基本防护设施；
时间不固定：用工时间完全由雇主决定，忙的时候一天要工作 12 小时以上，闲的时候可能一周都没活干，收入极不稳定。
相比之下，沿海地区的用工规范已大幅提升 —— 昆山某工业园的企业会安排正规大巴接送工人，车间配备防护设备，加班时间也有严格限制。王欧指出：“沿海地区的用工规范，是用致丽玩具厂大火（1993 年致丽玩具厂大火导致 87 名女工遇难）这样的悲剧换来的，而中西部地区的用工治理，还停留在‘先发展、后规范’的阶段。”
2. 招聘与通勤：熟人网络背后的安全陷阱
零工招聘多依赖 “熟人网络”—— 每个村子会有一位 “中间人”，通过亲属、邻里关系联系用工需求，再组织工人上工。这种模式看似 “可靠”，实则隐藏着巨大风险：
通勤违规普遍：为了省钱，中间人常租用无营运资质的面包车、冷藏货车接送工人，一辆核载 7 人的面包车挤 10 多个人是常态；不少女工为了赶早工，甚至结伴骑电动车走几十公里的乡村公路，雨天路滑时事故频发。
责任界定模糊：一旦发生意外，雇主、中间人、工人之间往往互相推诿责任。河南平顶山的悲剧发生后，冷藏货车司机、用工企业、中间人三方均称 “与自己无关”，最终家属维权耗时近半年才获得微薄赔偿。
3. 工伤维权：难如登天的 “讨说法”
对超龄女工而言，最可怕的不是辛苦，而是工伤后的 “求助无门”：
习俗替代法律：中西部农村的工伤处理多依赖 “当地习俗”，而非法律法规。若工人受伤，企业往往会给一笔 “慰问金” 了事，金额远低于法定赔偿标准；
维权成本过高：起诉或申请劳动仲裁需要花钱请律师、收集证据，对文化程度不高、经济拮据的女工来说难以实现；更关键的是，维权会彻底破坏与雇主、中间人的 “人情关系”，导致后续无法再找到工作；
隐性工伤被忽视：长期从事重体力或接触有害物质的零工，容易患上腰椎病、关节炎、职业病等 “隐性工伤”，但企业往往以 “自身身体原因” 为由拒绝负责。王欧举例：“我母亲所在的印染厂，为了规避责任，会把工作满 5 年的老员工辞退，因为 5 年是很多职业病的高发期。”
三、代际传递：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困境与 “循环焦虑”
超龄农民工的困境尚未解决，新生代农民工（“80 后”“90 后”）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且呈现出 “老问题未解决、新问题又出现” 的复杂局面。
1. 情感创伤：“留守” 的轮回与亲子隔阂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家庭情感，但经济压力迫使他们重蹈 “留守” 的覆辙：
产后分离之痛：新生代女工更追求自由恋爱，将孩子视为 “爱的结晶”，但为了挣钱，往往在产后三四个月就外出打工，只能把孩子留给老人照顾。一位在浙江打工的湖北女工说：“每次和孩子视频，他都叫我‘阿姨’，挂了电话我能哭一整晚。”
亲子关系疏远：王欧自身的经历便是典型 —— 初中时父母外出打工，他和弟弟成为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缺乏沟通，直到成年后研究农民工问题，才通过聊 “工友故事” 逐渐理解父母。这种 “情感隔阂” 在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中更为普遍。
2. 职业发展：平台经济下的 “上升天花板”
第一代农民工在工厂打工，积累经验后可成为熟练工、班组长，甚至成长为包工头、小老板；而新生代农民工多涌向外卖、快递、网约车等平台经济领域，职业发展却陷入瓶颈：
稳定性更差：2021 年武汉的调研数据显示，平台从业者的社保缴纳比例不足 20%，远低于制造业工人的 60%；工作时间不固定，受算法调度影响大，“今天有单，明天可能就没单”。
上升空间狭窄：平台将核心资源与发展机会集中在管理层和技术团队，普通骑手、快递员几乎没有晋升通道。一位外卖骑手坦言：“干了 5 年，还是送外卖，唯一的变化是对路线更熟了。”
3. 代际循环隐忧：城乡之间的 “夹心层”
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 “上不能融入城市，下不能回归农村” 的尴尬处境，而这种处境可能传递给下一代：
教育困境延续：尽管多地开放了异地中考，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升学仍面临 “学籍 - 户籍 - 住房” 的多重限制；农村 “撤点并校” 导致教育资源集中，武汉与麻城交界的 28 个行政村，仅剩下 3 所小学，孩子从小学起就需寄宿，生活自理能力与心理健康令人担忧。
养老问题凸显：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农业的联系日益薄弱，多数人不会种地，也不愿回到农村；但他们在城市难以获得稳定的社保与养老保障，未来可能面临 “老无所依” 的困境。王欧警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城乡转型多在一代人内完成，而我国大陆第二代农民工仍卡在中间，若未来重蹈父辈‘老来返乡’的覆辙，将是一种社会悲剧。”
四、破局之路：从 “风险规避” 到 “制度保障”
超龄农民工的 “退而不休”，本质上是经济压力、制度缺失与社会支持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要让这些劳动者卸下沉重负担，拥有有尊严的生活，需要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多方合力。
1. 推进中西部用工规范化：补上 “发展的一课”
借鉴沿海地区的经验，将用工规范纳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规划：
建立专项监管机制：针对农业零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出台专门的用工管理办法，明确雇主责任，强制要求签订简易劳动合同、购买意外险；
推广 “正规通勤” 模式：由政府或行业协会牵头，组织正规运输企业提供通勤服务，费用由雇主与工人共同承担，从源头减少交通安全风险；
设立维权绿色通道：在县域层面设立农民工维权工作站，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与仲裁服务，降低维权成本。
2. 完善社会保障：为超龄劳动者织密 “安全网”
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允许超龄农民工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降低缴费门槛，提高报销比例；
建立工伤应急基金：由政府、企业共同出资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垫付工伤农民工的医疗费用，避免因 “没钱治疗” 导致悲剧恶化；
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在农村建设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为丧失劳动能力的超龄农民工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减轻家庭负担。
3. 加强农村资源建设：缓解 “代际循环” 压力
优化农村教育资源：合理布局农村学校，减少 “撤点并校” 带来的不便，配备生活老师，改善寄宿生的生活条件；
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特色农业、农产品深加工，提高农业收益，让农民无需外出也能获得稳定收入；
构建社会支持网络：鼓励公益组织、志愿者深入农村，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辅导，为大龄女工提供技能培训与安全知识普及。
结语：让劳动者 “退有所依”
当我们在超市购买新鲜的辣椒、在网上收到分拣好的包裹时，很少会想到，这些商品的背后，是一群超龄女工冒着风险的付出。她们用自己的汗水支撑着家庭，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服务，却长期处于社会保障的 “边缘地带”。
“退而不休” 不该是劳动者的宿命。唯有通过制度完善、政策倾斜与社会关注，为超龄农民工筑起一道坚实的 “安全网”，才能让他们在年老时不必再为生计奔波，真正实现 “老有所养、劳有所得、伤有所偿”。这不仅是对劳动者的尊重，更是一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