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超市大米 “短缺”，价格高涨的连续剧从去年夏天持续到了今年夏天。政府连续干预下，米价不跌，反而越演越烈，被媒体称为 “令和米骚动”。不仅日本民众怨声载道，农民也上街抗议，农业大臣也因为针对大米价格 “何不食肉糜” 的发言，被迫下台。
然而，日本真的缺米吗？其实日本大米的产量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过剩。稻米已成为日本这个粮食自给率一路下滑到 38% 的国家唯一能够自给自足的主要农产品。但这并不能归功于水稻产量高，而是稻米消费在战后持续下降的结果。日本人虽视大米如珍宝，但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到美国在经济、文化和外交上的影响，饮食结构早已西化，主食的选择也变得多元。
一、米价翻倍的背后：从短缺传闻到价格失控
丁薇在 2024 年的上半年就隐约听到日本大米要涨价的消息。她记得很清楚，去年 5 月她在超市买了一袋 1.4 公斤的糯米，花了 800 日元（约人民币 40 元）。到了今年，同一个超市，同一个牌子，同一克重的糯米已经卖到 1400 日元了（约人民币 70 元）。
自去年夏天开始，日本大米价格上涨，供应减少，起因是 2023 年日本出现高温使得米粒白浊，食用米产量下降。到了 8 月后，许多消费者担心缺货，开始抢购，日本的超市等零售店的大米的购买量增至往年的 1.5 倍。
除了气候变化导致的大米减产，日本政府还将米价上涨归结于入境游客激增，带动大量的大米消费，进一步导致供应紧张。当时，日本政府的结论是，只要到了 10 月份，新米上市以后，问题就会解决。但新米上市后，大米的价格并未回降至正常水平，反而一路上扬，2024 年 11 月稻米价格仍比同期水平上涨 60%。
为降低米价，日本政府向市场释放储备米，神户的一家超市在售卖 2022 年的陈米，5 公斤税前价格为 1790 日元（约 89.5 元）。米价高涨数月，今年二月起，日本政府开始释放储备米；五月，又开始进口美国大米，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抑制大米价格上涨。根据 6 月份的数据，5 公斤的大米平均价格为 3920 日元，约三个半月来首次跌破 4000 日元（约 200 元人民币）。虽然这已经完成了日本首相石破茂的目标，但部分品牌米的价格未降反升。
据日本总务省六月份发布的物价数据显示，在东京 23 区，5 公斤越光米含税价格为 5072 日元，较五月还涨了 102 日元。这已是米价连续第 14 个月上涨，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2511 日元，翻了一倍还多。
二、日本真的缺米吗？
对于居住在日本的普通人，这一年的米荒是什么感受？日本到底缺米吗？
居住在神户的丁薇观察到家附近的超市一直有售大米，不过价格是 2023 年的两倍多。幸好她本人主食结构比较多元，日常对大米需求不大，但米价上涨可能对四五口人的家庭压力较大。
京都大学田野科学教育研究中心张曼青也表示，她没有发现大米短缺的现象，超市每天都会补货，不过价格涨幅较大。她举例，在 2015-2020 年期间，日本大米价格约为 5 公斤 2000 日元左右，目前的价格是 4000-5000 日元之间，涨幅为 2 到 2.5 倍。
在此次大米价格飙升，供应短缺的背后，其实存在着抑制供给，优先维持米价的日本传统农业政策，这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的 “减反政策”。
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在 1955 年达 88%。进入 60 年代以后，受到地缘政治，国际贸易与社会发展等多重影响，日本农本主义的理念、政策和社会主流观念渐行渐远。不仅是日本，韩国等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这期间都受到美国的强力影响，开始转向以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同时大量从美国进口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农业和农村从这时开始被边缘化。
在工业化的加速下，为满足劳动力需求，大量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人们的饮食结构开始发生改变。饮食习惯的西化也通常被认为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准之一。
一方面，日本的经济贸易与美国深度绑定，反过来，美国的粮食外交战略也在推动日本人吃美国货。美国向日本出口大量小麦，也出口肉类以及用于动物饲料的大豆和玉米。这个时期，日本人开始接受美国那套以动物蛋白来判定营养摄入的标准，饮食习惯也向肉蛋奶，面包和意大利面为主的西方饮食靠拢，对大米的摄入相应就减少了。
从数据来看，60 年代日本粮食的自给率大幅度下降，已经低于 50%，但是大米的自给率却是 100%，大米之外的大豆和谷物都依赖进口，外部依存度都超过 90%。1962 年，日本人均大米消费量为 118.3 公斤，约为人均每天 5.4 碗米饭。此后，日本人对大米的需求开始减少，而肉蛋奶的消费量开始增加。到了 2020 年，人均大米消费降至 50.8 公斤。
2025 年 5 月 6 日，日本冲绳宜野湾市一家大型超市展出的大米，5 公斤的大米价格基本在 4000 日元以上（约 200 元），其中两款大米的税后价格高达 5000 日元（约 250 元）。大米作为日本最重要的主粮，不仅是文化象征，也是 “粮食安全” 的晴雨表，被优先保障。因此，日本形成了以稻米自给为主的主食结构，伴随蔬果补充，其它大部分谷物和农产品则高度依赖进口。
到了 70 年代，日本人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大米，日本开始调整农业结构和政策。为了防止产量过剩而出现价格下跌，小农损失，日本开始推行 “减反政策”，通过控制水稻的种植面积，补贴农民转向种植大型经济作物来维持米价的稳定，同时保障农民的收入。
“减反政策” 的高压下，日本大米产量明显下滑。从 60 年代后期超 1300 万吨的产量降到 2010 年的 850 万吨，再到 2020 年产量降至 776 万吨。但是即便产量下滑，日本大米也是够吃的。以 2020 年为例，日本人每人平均的大米消费量为 50.8 公斤，约为每天每人吃 2.3 碗米饭。面包和意大利面等小麦主食挤占了原本大米的位置。
三、投在稻田上的政策阴影
减反政策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农业政策之一，对日本的农业农村都曾产生深远的影响。即使 “减反政策” 在 2018 年停止，但是日本到目前仍然以抑制大米生产的政策为核心。稳定大米价格仍是大米政策的重中之重。甚至到现在，不少农业补贴还延续着 “减反政策” 时期的思路，比如 2024 年日本还在为水稻种植户转种小麦、大豆和饲料用大米等发放补贴，但面对当今日本的大米困境，“减反政策” 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2023 年因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产量降至 661 万吨，2024 年产量稍涨达 683 万吨。从 60 年代 1300 万吨的产量高峰到如今腰斩，产量是下降了，但价格稳定了吗？稻农收入稳定吗？
虽然在中国人看来，日本米很贵，但其实日本稻米的收购价长期是偏低的。近年来，日本每 60 公斤的大米生产成本为 15000 日元（约 750 元），收购价仅有 12000 日元（约 600 元），政府还需补贴 3000 日元才能补齐农户的亏损。
今年 4 月份，在日本神户的一间超市，200 克米饭税后价为 216 日元（约 10.8 元）。加上日本农户对机械的成本投入很高，人工费用就更贵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高龄农民甚至用自己的养老金保护稻田，继续种植，甚至米价跌破成本也要种。实在干不动了，只能放弃耕地。
张曼青提到，此次 “令和米骚动” 前，日本学界普遍认为，大米平均 5 公斤 2000 日元的价格是较低的，农民赚不到什么钱，但是目前 5 公斤的米价在 4000-5000 日元，消费者也较难承受。她认为，大概维持在 3000 日元左右可能是对农户和消费者都比较好的价格。
四、谁来定价？
提到米价，就不得不提日本的农民协会，简称农协或 JA，全称为 “农业协同组合”。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组织，由日本农民及农业经营者所组成，为农民提供从种子、肥料、技术、收购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如今日本市场上绝大部分国产农产品均由农协提供，其中大米和小麦占到 95%，已然实现垄断。这样的体量让农协在实质上已经从服务农民的自组织，变为规模巨大的企业。
除了农业相关的服务，它还提供金融服务，是日本最大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之一。同时，由于农协笼络着绝大部分的农户，它也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不仅可以左右农业政策，甚至可以影响选举。实际上，今天日本的米价就是由农协制定的。
不同的农户对农协褒贬不一，一些大农户认为农协很方便，因为它从种子到销售都能提供支持。尤其对于一些没有销售资源的农户来说，只能依靠农协。委托农协销售，需要支付 15%-20% 的手续费。对一些小农户来说，这很难承受。而且农协收购条件苛刻，想要被高价收购并不容易。
张曼青提到，农协在收购上有很多严格的规定，不仅对口感定价，还严格把控颜值。以黄瓜举例，一定要达到农协要求的规格，短一点长一点都不行，不在规格范围内会被定为 “二级”，收购价减少。弯的黄瓜甚至不够格 “参加评选”，只能被送去制成腌黄瓜，收购价格是最低的。人们平常感叹日本超市里各式各样的精美蔬果，实际上，农户想要达到那样的规格是非常难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寻找新的销售渠道，尝试摆脱农协的垄断。一些小农开始走精品路线，将产量小但品质好的产品供给特定超市，或者尝试自己和消费者对接。CSA（社区支持农业）也是其中一种形态。如果在日本乡下旅游，人们常见到各地产的农家米，这些大米的产量和价格在这次的 “米荒” 中较少受到大市场环境的影响。
丁薇就更愿意买各地的农家米。2023 年，她在淡路岛买的农家精品米，2 公斤花了 2000 日元。她觉得特别好吃，虽然也挺贵的。今年二三月份，她又买了 1 公斤的能登米，花了 1080 日元，新潟县产的就再贵一些，1 公斤 1600 日元。
五、乡村衰败，农业路在何方？
无论此次大米供应短缺是因为减反政策还是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日本农村长久未能解决的问题，譬如农村少子高龄化，农民收入低，耕地废弃若不能得到改善，日本大米还将迎来更多的危机。
少子高龄化是日本各行各业都在面临的问题，但对农业来说，问题尤为严重。2020 年，70% 的农民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11% 的农民年龄在 49 岁及以下。2023 年，日本农民的平均年龄为 68.7 岁。农民的平均年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农民退休，劳动力短缺问题加剧。这种不平衡的年龄结构对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挑战。
根据 2020 年日本农林水产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普查结果显示，未来 5 年内，农场经营主体 “尚未确定继任者” 超过 70%，年满 70 岁或以上、近期可能需要接手的经营主体，“已确定继任者” 的比例也不足 30%。其中，果树、水稻和露天蔬菜等经营主体 “未找到继任者” 的比例较高，约为 70%，这些都表明农业后继无人的问题正在日益严峻。
农业在日本被称为 “艰苦、肮脏、乏味” 的工作，年轻人觉得农业生产的投入和收入不成正比，花费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在城市工作收入更高，因此宁愿进城打工也不愿意务农。老一辈农民也不愿意后代继续经营农业。
根据农林水产省的数据，仅靠种植水稻维持家庭收入的专职稻农，年平均利润在 250 万至 300 万日元（约 12.5 万 - 15 万元）。这个收入在日本并不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2022 年日本因米价暴跌，所有稻农的平均收入跌至一万日元，除以工作时长，相当于每小时 10 日元。那年，“稻农每小时挣 10 日元” 成了日本热搜。这是用 2022 年稻农平均收入除以年工作时间得出的估算值，虽然数据不能反映全面真实的情况，但由此可见米价对稻农收入的严重影响。今年三月，日本多个城市甚至出现了农民要求提高 “每小时 10 日元” 工资标准的示威游行。
到了 2023 年，大米价格复苏，所有稻农的平均时薪达到了 63 日元（约 3.15 元），全职农民（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的时薪约为 1000 日元（约 50 元）。这个时薪乍一看很高，但这与日本最低工资水平相当，而且这是以经营大规模农场的全职农民收入来计算的，小农户的收入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米价低迷，农村老龄化，农业后继无人等各种原因，还导致每年都有超过 1 万公顷的稻田流失。根据 2022 年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日本全国耕地面积为 432.5 万公顷，比上年减少 2.4 万公顷，减幅 0.6%；水稻田耕地面积为 235.2 万公顷，比上年减少 1.4 万公顷。
老龄化影响耕地被弃还有一个原因。张曼青介绍，由于农村人口的减少，山林野兽会更频繁下山袭击村庄，破坏农作物，出于安全的考量，农民往往最先放弃山地上的梯田或者临近山地的耕地。因为日本 70% 都是山地，不少山地梯田也种植水稻，放弃山地会直接导致大米减产。
当农村的人口少到一定数量时，农村聚落的生活机能会崩塌，其他的生活服务设施，比如医院、学校和交通等，也会陷入停滞。东京大学农学部名誉教授山路永司在一次交流讲座时曾表示，因人口外流和老龄化，日本在过去 30 年间约有七千个聚落消失。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大米短缺或将年年发生，恐怕到时候不仅是价格飙升，日本民众也会失去农民和农村。今年 9 月，日本又将迎来新一季的稻米收获。米价还会涨吗？农民今年能从米价上涨中受益吗？我们将持续关注。